忆往昔，恰同学少年
——赵石定老师访谈录
采访人：张雨凡、李佳乐、周汝焱、朱薇
地点：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赵石定，编审，1984年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学习，现任云南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采访者：赵老师您好，能否请您谈谈您当时在云南大学求学期间的情况？
赵石定：我是1984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的。那时中文系只有汉语言文学一个专业。因此班比较大。我们班最初108人（后来又进来一些转专业和专升本的），时同学们戏称一百零八条好汉。除英语课分三个小班在会泽院上课而外，中文系的课大都在现图书馆后一四合院临路一栋二层青砖瓦顶楼上。刚刚入学时班主任是80级毕业留校的丁崇明、朱姗老师，后丁老师因考取研究生去读书，换为张国庆老师。张老师和朱老师一直陪伴到我们毕业。期间没少为我们旷课、打麻将而头疼过。
我们入学时期，正值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6年，一切都在百废待兴中。同学们是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来上学的。我们怀揣理想，充满激情。对知识的渴求，对未来的希望。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现在好多人写文章追忆那个时期，认为那个时期是自己生命中最值得回忆的时期。单纯、浪漫、好奇。认为自己就是骄子，就是20年后再相会时拿着喜报和勋章的那个人。
那个时候，阅读是我们唯一的乐趣和生活方式，大家晚上灯熄以后，谈论的都与阅读有关。新出版一本什么书，哪个书店在卖这本书，都了如指掌。通过阅读，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很多其他“主义”，这世界上原来有很多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伟大的哲学家；通过阅读知道彼时劫后余生而以前一无所知的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及其哲学。通过阅读，我们知道了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蔡仪、李泽厚、蒋孔阳等一批美学家。当然，也通过阅读，我喜欢上钱钟书先生的作品，并时至今日，一直作为我的枕边书。
当时除了哲学家在社会中影响比较大而外，文学家，尤其小说家或诗人，他们的作品一出来，经常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在众人眼里，他们很多便是当时的大v，类似后来的网络大咖，当下的流量明星。他们是那个时代公知的代表，良心的守护神。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学文学和学历史相比，学文学更好，因为文学更让人感到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更能够与时代相呼应，所以我当时非常庆幸自己学的是文学。人们热爱文学，爱屋及乌，自然热爱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文学成为男女交往的媒介，甚至成为他们的媒婆。即使他们中某一方长相夸张，行为怪异，文学也会把他们的眼睛蒙蔽，或者为他们的长相整容，为他们的行为修饰，文学是一切成为可能的理由！
那时课堂纪律要求不严，逃课现象较为普遍 -—不知道其他系情况，反正中文系如此。很多同学要么晚上看书太晚，早上起不来；要么起来就抱着一本诗集跑到圆通山，在花树下做诗人的梦。教室上课的人好时一半多，少时三分之一。这种情况除了喜欢自由阅读外，也与授课老师有关。有的老师讲课枯燥，没中文系激情飞扬的神采；有的老师照本宣科，没自己独到见解。
当时做文学梦的不仅是中文系的同学，还有很多其他系的同学。银杏文学社社员我么班就刘文莫、李森、彭彬、仇学琴、陈绍珍、辛开纯几个，可能其他系的更多。有一个学理科毕业以后分到一个银行还是税务学校的同学，报到之后便返回学校，成天跟中文系的学弟们玩。因为他在大学时就写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听说他刚刚考进大学来的时候，他孃孃给他织了件毛衣，这件毛衣一直到毕业以后都没洗过，天天穿着，袖子上毛线都已经落下来挂在手上。他睡的那个床单是从来不洗，光着身睡起来会粘在身上，下边垫的棉絮有好大洞，睡觉为了绕开那洞，睡成s型。然后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甚至吃同学们没吃完丢在口缸里的馒头，有同学说那半个馒头也许还擦过皮鞋，因为上面有油。这让我想起梁实秋说过的一句话，诗人，在历史上可能是个伟人，但如果在你家隔壁，可能是个笑话。这种文艺青年，大多作品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但行为上已经表现出大师风范。只不过真正的大师，未必非要以行为来装点。
那时比较流行西方的东西，比如李泽厚主持翻译的或者作序推荐的西方哲学、美学的书，热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有一天我到塘子巷的一个书店里买卡西尔的《人论》的时候，还需要排队，这个书是很难懂的。但排队中竟然有提着箩筐的人，估计是卖完菜来买书的，那时的一个风景就是管他看得懂看不懂只要有人抢就认为是好书，都要上去凑个热闹。书荒后的结果，完全可以理解。我现在的藏书大部分是那个时候买的。因为每月有19元的助学金保吃饭，父亲每月寄来的20元生活费大多用来买书。我买的书大多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的经典。关于西方的书，我大多只认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出版的；关于中国古代的，我只认中华书局或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因此，上述出版社的出书信息我最为关注，套书、丛书我会看已经买到图书的后勒口上标注的那些书目，掐着指头算着出版时间；一般单行本就全靠同学和老师推荐。也许，我后来从事出版这个职业，就因为这个时期对书的渴望潜意识里左右了我在分工时的选择：有书读，还可以有钱赚。
关于老师。中文系的老师，比较有名的是张文勋、赵仲牧、蒙树宏、朱宜初、杜东枝、殷光熹、杨一兵等老师。赵仲牧老师研究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正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学问，所以他每一次开选修课或者讲座，听者爆满。他本身讲课风格也比较独特，非常有条理，对各家学派思想领悟得比较深。能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开讲时先点燃一支烟，然后一支接一支，烟火相传。那些深刻的思想，就在吞云吐雾中流出。讲到动情处，就停下来，深深吸一口，吐出来，然后再缓缓地说出。如有一次，讲到康德临终，他停了很长时间，沉痛地向我们宣告：“伟大的康德，去世了！”然后又沉默很长时间，很容易把同学们带到他的语境中。听他课的除了学生，还有老师。有中文系的老师也有政治系的老师。大家都从赵老师那里，获得很多。有的学生甚至从与他交谈中，受到启发而著书立说，成为有名学者。因他自己不太乐于著述，后来他去世了云南大学出版社出了他的文集，也就三四卷。因为我喜欢听他的课，所以我的毕业论文选他做指导教师。题目自然也很西化，叫《审美态度与审美经验》，受他影响，我去政治系修了哲学，获得第二学位（大约1986年云南大学搞双学位制）。当然，写第二学位的论文我又卖弄了一下中文系的知识，题目叫《论顿悟成佛》，指导老师是教中国哲学史的田卫民老师。两篇论文都获得优秀，顺利通过。
老师中比较有特点还有赵浩如老师，他当时是给我们上先秦文学，对《楚辞》用力尤勤。同时他又是个书法家。他的身上有种魏晋风骨，比如走上讲台，也不管凳子上有很多灰，直接一屁股坐上去。他是书法家，兼及画画，有时讲到楚辞里边的那些美人花草或名物之类的，为了形象和直观，就干脆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来，记得有一次讲到“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就画出一个“罾”给我们看。每到黑板写满要擦的时候，黑板擦擦了有残余，再写的时候就干脆用袖子擦擦。同学们看着就忍不住笑，认这为才是中文系老师的形象！当然，老师和学生的互动也有些故事。记得教庄子研究的陈红映老师，为了讲儒家和道家的区别，突然点我的名，让我说说孔子的志向。我站起来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孔子到底想干嘛。突然想起《论语》里孔子叫他的几个弟子各言其志，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便匆忙回答说，孔子的志向是“和朋友们洗洗澡，吹吹风，唱着歌回家”，同学们一阵大笑，我憋红了脸呆站在那里忘记坐下。那时谁知道什么济世，谁想得起什么卫道，谁又知道他老人家为克己复礼处处碰壁如丧家之犬！当时同学与老师的互动经常如此，学生多与老师唱反调，老师也不以为意。如陈老师讲庄子为怀疑论、不可知论者，我就写篇小文论庄子是可知论者，以小知大知之别证之。
采访者：老师您觉得咱们中文系这些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赵石定：中文系的这几年我关注不多，但是我觉得中文系这几年跟那几年比，在全国的影响力没有那几年的大，倒不仅仅是中文系，整个云南大学也是如此。也许这是我掺杂感情的一种错觉，或者是无知的妄议。但我说的影响，不是指科研成果，教师水平。仅仅就声望上来说。虽然我们上学那时，经过反右和文革，很多学术权威惨遭不公正待遇，去世了。剩下的没几个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又中断过一段时间，但余威尚存，学生一直把它当成全国名校，考起云大，自有一份自豪感。回过头来说中文系。因为学中文的情绪化的东西多，遇到运动，学生爱冲动，不会理性地来看待问题。而老师受到批斗，也会做一些比较极端事情。与历史系相比，历史系的同学能从历史里面看清这种运动的本质，所以他们不会太过极端。因此历史系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有名的老师还在，档案资料还在，基础没有受到破坏，所以能够最早申请到博士点。
我们中文系那个时候老教师已经没有几个了，上课的多中青年。像张文勋老师也就50多岁，大部分才40岁，也有二三十岁的刚刚留校的这批，所以青黄不接，学术的影响力与以前比叫还是弱了。但总体来说，即使如此，中文系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可以的。当时搞古代文论研究的张文勋老师，搞美学和哲学研究的赵仲牧老师，做鲁迅研究的蒙树宏老师，搞神话研究的朱宜初老师，在业界还是比较有影响的。同时中文系的老师还参加编了一些书，都是教育部的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比如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等，为学术同仁所知。30、40岁附近的这一批人中，感觉李子贤老师的神话研究在全国有影响，乔传藻老师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全国有影响。沈建民老师的音韵学研究比较深（当时不知，后到出版社工作，编辑《姜亮夫全集》认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一从事音韵学研究的编辑虞万里先生提起沈老师，对他比较佩服，才知道沈老师水平），后来新进的老师大多不认识，只知道云南大学后来搞学院制，系已经降格。中文系先并入人文学院，后又独立出来成立文学院。几任院长还算熟悉，如段炳昌老师及同学李森，师兄王卫东等，而老师的来来去去，不大清楚。
总体上，我认为现在的中文系和当时的中文系比较，肯定变化很大。一方面现在对老师的要求比较高，进门都是博士甚至名校的博士，加上学校强化对老师的科研成果考评，因此科研成果肯定比当时要多。另外，学术研究方法和资料获取渠道发生革命性变化，加上学术交流变得简单，因此很多领域的研究肯定深入多了，取得的成果也肯定更大。另一方面学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环境时过境迁，他们读书的目的性、功利性占居了主导。因此读书为了职业，为了成就者居多。他们看那个时代的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多幼稚啊。但我在这里还是特别强调一点：没一点人文情怀的读书终有欠缺，这个欠缺是否就导致钱理群老师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不得而知。
采访者：在1983年的时候，云南大学成立了银杏文学社，经历了将近40年风雨，银杏文学社依旧在云大占有一席之地。您也是从云大中文系毕业的，对于云大银杏文学社肯定还是有所了解，并且您也长期从事文学编辑方面的工作，您认为文学社对于我们当代的大学生，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有什么意义呢？
赵石定：因为我没参加银杏文学社，所以我只能从一个旁观者来谈谈。文学社83年成立，我们84年入学，也就是前后一年时间。当时于坚、张稼文他们倡议成立这么一个文学社，得到了张文勋老师大力支持，于是很快就成行。那个时候学生社团和协会很多，今天冒出一个，明天又冒出一个。有些人爱好多，就同时参加好几个社团。但真正产生广泛而持久影响的不多，其中文学社是其中之一。当时办文学社是各个大学的标配。从后来发展看，文学社诞生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和诗人，如云南的于坚、李森、姚霏、潘灵等，省外就更多，如苏童、格非等。文学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功，以后的文学史应该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文学社成立后，很多中文系的老师也给文学社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因为当时全国的大学流行这种风气，老师也比较热情，比如老师来文学社讲课或者什么的，老师也会去参与一些文学社的其他的活动。有时，文学社的骨干们也会请一些作家来座谈。有作家一来，他们就贴张海报，没加入文学社的同学看到有作家，奔着见见作家的想法也会选择去凑热闹。
我第一次认识周良沛和韩旭，就是银杏文学社在会泽院组织的一次活动。那时周老师也就50岁上下，皮肤红白，显得年轻而精神，戴一顶毛线帽子，说话轻柔。而韩旭好像已经留了长发。他们讲了些什么，已经忘记。但没想到的是，那一次的见面，意味着我们的缘分开始。二位后来一个变成我们的作者，一位变成我的同事。周老师后来给我们组织了一套“旧版书系”，并且我还帮他出版了一本杂文集《良知与狗食》。当时推敲取什么名好，我灵机一动，说叫《良知》最好，一语双关，除了良心而外，还包含有“周良沛知道的”意思，后又想到我们的良心已经被狗吃了，又下一转语，定为《良知与狗食》，此时他已经近80岁了。因此，银杏文学社还成就人生的一些缘分。当然，文学社的会员后来真正走文学这条路的也没有几个。如我的同班同学刘文莫。高中时候就写诗歌，写了几个笔记本。因崇拜郭沫若，笔名就取为文沫，我们认为他毕生都会与文学纠缠。没想到大三、大四突然文学之念渐无，佛学之心顿生。对熊十力，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天下书，只要有熊先生《新唯识论》一部即可，其余不足观。毕业以后分到海口300号，一个搞光学仪器的工厂工作。在了几年，觉得无趣，便回到昆明做速溶茶，尔后代理过三株口服液云南市场。后到无锡去了，听说为自己的公司上市做准备。这种情况让我们目瞪口呆。但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中文系杨振昆老师，后来也选择从商，并且很成功。文学与经济，在我的观念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事实却是，它们和平共处得很好。
文学社在那时起到了以文会友的作用。各高校的文学社经常互相交流。这个交流体现在两个方面，他们办的油印刊物互相交换，他们举行联谊活动，邀请就近高校文学社参加。因此很多校园时爱写作的同学都互相知晓，哪怕没见过面，也成了神交，有的后来甚至成为了一生的朋友。
从编辑角度来讲，我们单位有好几位是中文系毕业的并且与银杏文学社有关，如韩旭、潘燕、高专、杨朝晖等，他们虽然没成为职业作家，但终是与文字相始终，也不枉费曾经的一片热肠。他们在出版社策划的图书，也大多与文学艺术相关，并且因此成为有名的编辑。
这些都是银杏文学社过去的事或者逝去的“意义”。
文学社的当下的意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是从中博得名声，从中找到职业的机会，而是它把一帮同好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的生态，这个生态系统，让同学们能够一直保留住一点诗心，不要被如此强大的现实给吞噬。有了诗心，这个将来与你相处的世界才会有点意思，才会为你露出可爱的一面；有了诗心，你才会在冰冷中感到温暖，在漂泊时有个寄托处。
采访者：最后，您对云大中文系和中文系的学生有什么寄语吗？
赵石定：我希望云南大学中文系还是能够越办越好，能够办成全国一流的学科和专业。能够多出几个学术大家和名家。同时希望中文系以开放包容的精神育人，培养出具有人文关怀和高尚情操的社会建设者。最后希望正在中文系就读的同学们，应该以在中文系学习而自豪，不要因为文学当下的式微而感到中文系所学无用，因为文学会让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激情，永远对世界感到好奇！
采访者：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