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的人文情怀
——单晓红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张雨凡、李佳乐、周汝焱、朱薇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单晓红老师家中
单晓红，教授，硕士生导师。1987年本科毕业后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1997年就读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班，师从张文勋先生。曾任云南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学院主持工作副院长，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新闻传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云南省新闻学会、云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国家级一流专业负责人、国家级一流课程负责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负责人。
采访者：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新闻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4个系还未分开成为独立的学院之前，您曾在人文学院任教授、主任、硕士生导师等等，您能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给我们讲讲那时候的人文学院吗？
单晓红：其实你说的是我从教以后，但实际上我到中文系之后，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学生，所以谈到老中文系我是非常有感情的。很多老师，特别是一些老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我从他们那里可以说是汲取了很多很多的养分。那么像中文系著名的赵仲牧教授、张文勋张教授、杨振铎老师等等，张文勋先生后来成为我的硕士生导师，这些都是，很多老师给我们上课，我觉得从各个方面给了我很多滋养。
从做人的方面，我觉得人文学科本来就是让人幸福的学科，从他们所传授的一些知识，他们所引导的学习当中，让我获得了终身受益的一种可以说是人生的哲学也好，幸福也好。从我个人作为老师来讲，他们的那种科研的精神，对未知的、对学问的那种探索，我觉得是给了我榜样，让我在未来的、后面的学习和研究当中受益匪浅，这是我对老中文系的一种感情。
因为本科我学的是新闻，后来到了新闻系，又承蒙这些先生们的教导，后来成为新闻系的负责人。我想新闻和中文一样都属于人文学科，只是新闻它更强调技术的层面，其实在理论学养方面，它更多还是来源于人文学科。这个文史哲统一的学养，我觉得对于新闻系的学生来讲是非常必须的。因为你是报道社会当中人的故事的，所以人文精神一定是学新闻的学生所必须具备的。当年的人文学院，他把文史哲包括新闻都放在一起，我觉得给了新闻学的学生一个非常好的人文土壤，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不仅仅在新闻采访写作技术层面能够适应业界要求，并且能够以比较丰厚的这种人文的素养来面对复杂的人文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年人文学院给我留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采访者：您在云南大学教书数十年，您能给我们讲讲云大在这期间的变化吗？因为现如今人文学院已经不包含新闻、哲学这些专业了，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差别与影响？
单晓红：当年，我刚当老师的时候的云南大学，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学校，它不算大，校园也就那么几百亩地，房子也都是老房子，我记得老中文系是在一个四合院里头，楼板踩上去会嘎吱作响的。中文系的办公室就在二楼，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其实是比较艰苦的，教室就是个普通的教室，用的桌椅板凳，可能还是几十年前的那种桌椅板凳，上面都还刻有好多学长学姐们在上面写的字什么的，从物质条件上来讲，是非常差的。
我们新闻的学生因为要实践和锻炼，所以在9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办了一个类似中文的银杏文学社那样的一个机构，就是《新闻周刊》，那个时候印不了报纸，更没有什么直播电视，怎么办呢？写黑板报，就在一块黑板上面，把这一周发生的新闻写在上面。但就是这样的一种物质条件，它培养了现在我们云南省乃至国家级的媒体当中的一些骨干。当然到今天我们进入了双一流，而且我们新校区建设发展几十年过去之后，物质条件上来讲简直是翻天覆地。我们新闻学院现在有一栋楼，还有一个几千万的实验室，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实验中心，然后我们的设备，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业界都是最先进的，这些都是和以前不一样的。
当然了，后来人文学院中历史、新闻这些专业，包括哲学也分出去了，可能是基于学校的一个发展考虑和规划。但同时我想也跟学科的独立发展有关，各个学科都要有一个更长足的、长远的发展，那么永远庇护在一个笼统的的像一个老母鸡的腋下肯定是长不大，它都要自己出来单飞。我其实是亲历了把新闻系从人文学院带出来，独立成为新闻学院的一个见证者。我的感觉是，我们的特色更鲜明，新闻的专业特性更明确，包括从课程设置到实践活动等等，我们在学科发展上探索自己的路子。当然，我想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学科的时候，也考虑到新闻学科的母体，它所带来的这种文史哲的那种人文的综合素养，对于现在新闻系的学生的重要意义，所以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一点，虽然我们从人文学院分出来了，但是传统或者说这个根子我们不能丢。
采访者：您从事新闻传播教育二十余年，教授新闻学、传播学、大众文化与传媒等课程。刚才您也提到了许多优秀的先生们，在您的学习，教书生涯中，有没有哪些经历，或者哪位老师、学生是让您印象深刻的？
单晓红：我想首选肯定是赵仲牧先生。赵先生是给我们教授西方美学史这门课程的，他传授的那些知识观点，我觉得直至今日对我都非常有帮助，因为我后来也教过《传播学理论》《大众文化与传播》，包括现在给研究生上《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在这当中都涉及到很多文学观点、哲学观点，不可否认赵先生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启示。在他的引导下，我读的书，一直到今天，都对我的教学和科研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然后还有张文勋先生，张先生后来是我的导师，张先生他应该是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其实在这方面基础是比较差的，但张先生的课，他的那种儒雅、大家风范，让我真切地领会什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种传统文化、传统审美的理念，随着年纪增长，我越能够理解，或者说越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再加上因为跟张先生有这种师生之谊，所以跟他接触也会比较多一些。他为人的那种谦和善良，也是我做人的范本，一直到今天，张先生都是我的楷模。我想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当一个像先生那样的老师，肯定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说到学生的话，肯定我跟新闻的学生会接触多一些。我刚才跟你说在黑板上写新闻的那一个班，有黄洁龙同学，他当时就是非常活跃的、新闻周刊的主创者之一。他的那种新闻理想，在校园里边就已经崭露头角。我记得他们写了“城管踢小贩”的一个报道，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就是说他们的那种人文关怀，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那种关怀，当时我就觉得非常感人，后来这个孩子毕业以后就到了云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是都市频道的总监。在他工作的这几十年里面，我也是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成为一个骨干，我觉得这种新闻理想一直闪耀到今天。他也是我让我感到非常自豪的一个学生，在云南台别人总跟我说，单老师你再派一个像黄洁龙这样的学生来我们台。我说这种学生50年可能就出一个，当然这是开玩笑，我跟这个学生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好，现在也是亦师亦友。
采访者：现如今，文学院的学生也有很多会在毕业后选择从事新闻、广告、媒体、记者、公关等工作，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撰稿来看，文学写作和新闻写作有哪些差别，如何去培养新闻写作能力呢？
单晓红：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正常，因为文学它的适应面很广，各行各业都需要文学的这种人才，所以学文学的出来从事这些工作，我觉得非常正常。那么从区别和不一样的方面来讲，我想文学它更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让你的想象力可以肆意的张扬的一个领域，但新闻会是脚踏实地的，比较实在的一个专业。如果是从写作来讲，文学的写作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它更加个性化，然后要介入情感来进行更好地表达，感人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情感饱满的，并且是富有个性的作品。但是新闻作品，它强调的是真实和客观，个人情感，在真正的新闻稿写作当中是要摒弃的，或者说是要悬置的，你要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这是最大的不一样。当然文体上也有很大的差别。
采访者：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新闻传播是非常注重真实性、时效性的，需要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真相，把握事件发展的动向，这需要非常强的信息筛选、处理能力，然而现在每天我们获得的信息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们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快速了解到自己最需要、最有用的信息呢？
单晓红：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问题，但是也比较难回答，确实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碎片式的信息把我们给包围了，很多甚至绝大部分人其实在包围当中迷失了，包括我们学新闻的人。我们很难辨别说怎样才能从这些海量的信息当中，找出有用的而又不浪费时间的、又反映真相的信息，我觉得这非常难。对于每个人来讲，这都是对自己综合素质的一个考验。我想又回到最早我们说的话题，就是这种人文精神，人文素养，为什么人要读书？为什么人要学习？其实就是明辨是非，这是亘古未变的。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想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就是我们提高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能力，提高了自己的素养，我们多读书，我们学会了思考问题、把握世界的这种方法的话，是能够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的，所以读书更重要，人文素养更重要。
采访者：刚才您谈到了读书这一问题，您能不能从一个新闻学的角度来谈一谈您比较喜欢阅读的书籍，又如何通过书籍去积累自己的知识？
单晓红：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大的。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讲，因为新闻是关乎社会的，所以我个人在阅读的时候，我会比较喜欢去读社会学、哲学类的一些书籍，它能够帮助我认识历史、认识这个世界。当然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读文学作品，后来读哲学、社会学的书会多一些，我觉得它能够帮助我了解怎么样来认识这个现象。当然了，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读历史，无论是中世纪的，还是近现代的，历史方面的书我会越来越喜欢。我想都是一样的，人年纪大了就愿意翻史书，年轻的时候读不下去，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亲身经历的积淀，自己更偏爱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
同时我又比较喜欢旅行，我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我旅行之前，特别爱找关于这个地方的历史书籍，然后跟着历史的书籍去旅行，我觉得收获更大。这当然是我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我去法国之前，就把法国大革命史通读了一遍，然后再去到巴黎，就会发现巴黎的一种不一样的魅力，包括说你去到巴黎某一个咖啡馆，这个椅子是萨特和波伏娃坐过的，你会有一种另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读书和旅行给我带来的一种幸福感。
采访者：一直以来，您主要以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女性与大众传播研究为科研方向，出版过许多专著。在您看来，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在推广、宣传少数民族文化时，新媒体可以给以哪些帮助呢？
单晓红：这些问题都特别大，但是我试着回答一下。我觉得现在整个新闻传播媒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网络的冲击，因为网络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改变，从话语方式、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接触媒介的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传统媒体因为长时间发展，都已经成了一个航空母舰，你要让航空母舰调头转身，这是非常难的。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转型难。那么，转型难难在一个是思维方式，他没有跟上这种网络传播的思维方式，还处在传统媒体的那种思维当中。另外一个当然是体制机制不能够适应快速发展的这种网络的需要，所以出现大的传媒，甚至不如个人自媒体这样的状况，这是他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它在网络发展当中又处在一个更下风的位置，我们该如何发展呢？因为现在网络传播呈现出一个头部效应、头雁效应，也就是说那几个头部的大的平台在引领着中国网络发展。我们处在欠发达地区，就永远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跑，永远是处于追赶的位置，但是还追不上，由于思维方式、机制、体制和人才储备等等这些原因，我们永远追不上。我想如果要改变这个状况的话，首先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我们现在的融媒体发展还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来发展，但传统媒体的人，要让他们的思维方式快速转变。那么当然与此同时体制、机制改革是保障，人才是保障。我觉得这几方面必须做一个革命性的转变，目前的尴尬状况才能够得到缓解。
采访者：刚才您也提到了抓住先机的重要性，包括现在许多的媒体，包括网红带货这种，李佳琦和薇娅肯定就是率先抓住先机的人，然后现在我们学院的许多学生也在做自己的公众号，做自己的直播，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学习，相当于是后人，学习人家的经验，您觉得如何才能在相对落后中做得更好好，能赶上他们？
单晓红：我不知道，直播的话，我只是一个看客，甚至是一个消费者。当然这是一种新的现象，有那么几个弄潮儿走在前列，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你说我们学中文的怎么样能够赶上或者说把握先机，我真的不知道。
采访者：您觉得我们和这些不是学中文的人比，有没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个人也做公众号，在许多受众看来，我们并没有一些创新和改变，能做到完全超乎其他人的公众号，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单晓红：我觉得做公众号最大的一点就是你的定位，你要把你的号，经营成一个什么样的公众号，定位很重要，他的所有的创意80%的成功可能就在定位当中。当然我们刚才说的人文素养，可能在现在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太管用，因为现在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浅阅读的，好像不是太看得见，但是我觉得看不见的东西才更可能是未来的支撑吧。从做人来讲，我觉得你得知道你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或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变化，你怎么样来应对它？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文学的人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会占有先机的地方。
至于说到做公众号的话，我觉得独特的创意更重要，因为现在信息太多了，你一定要找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别人都在做，做文学欣赏，你也来做文学欣赏，肯定没人看你，但是你找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来做可能就会比较好。我们新闻专业有一个同学在知乎上好像还做得不错，他的内容看上去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含量，就是帮恋爱中的人解答困惑，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它就适应了一部分人的需要，比如说情窦初开的那些少女少男，可能就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空白点。我觉得如果让我建议的话，我会用市场营销的理念来找一找这个市场，找到一些空白点，使用一种特殊的创意，这可能是成功的一个路径。
采访者：您曾对新闻报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进行过调查研究。众所周知，之前云南有过许多负面事件，包括云南丽江打人事件，云南火车站暴恐事件等等，导致许多外地人不敢去云南，对于云南人也有着不好的印象，您如何看待“百件正面报道，都抵不过一件负面新闻”的问题？
单晓红：其实这非常正常。新闻是什么新闻，古人为什么会有新闻？其实他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社会伤害的这样一种本能，所以往往人们出于生存的本能，都会对坏消息比较敏感，我觉得这非常正常。至于你说到的刚才的负面事件，负面报道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信息的不对等，也就是说当负面的信息在网络上呈现的时候，我们的旅游管理相关部门显得非常迟钝，这件事情都已经在网上发酵了好长时间了，他们往往会隔好长时间才反应过来说，我应该来应对，但是这个应对的方式又比较笨拙——寄希望于宣传部来帮他们搞定，这样的话在网络上就造成了失语，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此形成了。所以，我这几年给这些党政机关上课，就讲怎么应对媒体，其中我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教给他们，就是一定要认清今天的传播环境，一定要掌握快速应对的方法，因为自媒体、网络媒体是散见在人群当中的，随时随地它都可以冒出信息来，官方如果还用原来那种迟钝、笨拙的方式的话，你只有被别人诟陷，你只有被别人污名化。
采访者：在以前包括现在仍有很多电视台电台不招收女记者，包括很多选择专业的时候，都会觉得家里人都会说做女记者要奔波要劳碌，包括很多现场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您是如何看待女性去从事传媒这一问题，因为女性与传媒这一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非常热门的话题了。
单晓红：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好几个层意思，一个是女性在职场上所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问题，这个问题咱们今天就不涉及，因为不仅是新闻行业，其实女性在各个行业都可能会遭遇到这种性别歧视的问题，我们就先不去讨论它。至于说到女性和传媒，我觉得它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搭配。因为学新闻的人，女性居多，我们专业的男生特别少，几乎都是女生，而且这个现象不仅是中国独有，全世界的新闻院校都是如此。其次，女性的从业者也比男性的从业者要多，很多优秀的记者都是女性，所以我觉得它会比较搭。为什么呢？在以前新闻行业，比如电视记者得扛重活，现在这些设备越来越轻量化了，所以女性来从事这个行业完全没有问题。同时，为什么很多好的记者都是女性，因为她们比较敏感，女性对细腻敏感的情感的体会、感受，可能天生就比男性要强一点，所以她们在对这些新闻进行报道的时候，她们能够把女性的这种特长发挥出来，就能出更好的报道。当然了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危险的问题，这肯定是危险的。很多战争让女性走开，比如说战地记者，确实大家会认为不要让女性去，所以是不是出于这些考虑，媒体不找女记者呢，我觉得不大会有，现在和平年代，你真正要当一个战地记者还不容易？其他的场合其实很少有不能让女性去从事的新闻报道，所以我倒是觉得女性跟新闻工作其实非常搭。
采访者：这一个问题其实是来源于我之前的经历。我哥哥是一位记者，然后他在当时实习的时候有许多同校的女孩子，但是最后老师们就是说女孩子可能不能随叫随到，甚至说因为像天津发生爆炸，或者是发生强降雨的这种现场，女性家里人也会有干预，就是都让男性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您是怎么想的？
单晓红：其实你刚才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一个我们女性对待职业的一个态度问题，有的女性不可否认，她确实是因为有家庭各种羁绊，很难像男性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或者说有些女性她的事业心可能不那么强，所以就给人们一种印象——女性都是不求上进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原因。还有有些场合女性确实是不太方便的，我觉得这样的场合也倒没有必要说非得要女性，让男性在后方，这也不科学，因为男女在身体素质方面确实是有差异的，这一点不得不承认。并不是说我们强调女性的独立解放，就一定要什么事都跟男的抱在一块，太极端了，我只能说，这也得根据个人的所长，女性的优势和长处或男性的优势和长处，尽量让他们在不同的工作机会当中各自发挥出来。
采访者：好的，谢谢老师。最后想问您，互联网早已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舆论信息的自由市场。新媒体技术的强势崛起，让网络社会逐渐进入了“微传播时代”。在我国网民中，学生最多，已然成为了网络社群中的重要参与力量。但众多学生在通过互联网对他们所关注的各种社会、娱乐、校园等事件发表意见或者表达情绪时，容易发表不当言论、造成不良的影响。那我们该如何引导网络舆论朝着一个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呢？如何去治理如今的校园网络环境呢？
单晓红：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学生其实对重要的问题不感兴趣，因为我跟学生接触之后，我发现女生大部分对社会上发生的事完全不知道，她们对明星发生的事特别关注，也就是她们特别关注饭圈的事儿，我其实是比较担忧的。我觉得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未来的主流人群，如果他们都是一群不关心社会，然后不关心重要事件的人，社会的发展是堪忧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在关心这种社会时事的时候，我们缺乏理性的判断，因为互联网是一个情绪宣泄的平台，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平台上很容易就被带偏了。那么情绪化的这种表达占据主流，键盘侠的现象甚至我认为是一种社会公害。那么作为大学生，是社会当中最有文化素质的一拨人，是不是应该强调在网络传播当中的这种自律和理智。在上课的时候，我都跟我的学生讲，理性很重要，理性地去判断更重要，不要跟风，不要被情绪“带节奏”，这是我觉得大学生应对有的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至于说互联网的管理的话，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互联网治理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包括在校园当中也有很多管理的制度，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的，对于更好的管理我们的互联网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做法。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不断更新和涌现，我相信这些管理会不断地完善的。
采访者：您在采访最初其实提到过您之前的学生在一种比较艰苦、条件比较差的一种环境中，自己创办一些杂志、报刊，作出一些很积极的贡献。然而现如今大学校园里课程设置比较多，学生其实很少有时间去读书，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去尝试的一种实践，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
单晓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革命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学生课太多了，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阅读。那么课太多了，这些课程到底有多少是有含量的课，这是我们当老师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所以说把水课挤出去，打造金课，这是一场教学的革命，也是一场学习的革命。其实现在学生的知识并不一定从课堂上来，那么是不是有必要上那么多的课？这个课是不是一定要像几十年前那么上？几十年前我们的老师的讲义可能都是发黄的，但是我们还是求贤若渴，我们还是甘之如饴，但是现在的学生他获得知识的途径太多了，我们的老师是不是还要这样？拿着一本讲了几十年的讲义再去讲，我觉得完全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倡导的是一种课堂革命，就是让学生主动学习，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在那么多的课程中，让占用绝大部分时间的上课时间能够真正有意义，比如说翻转课堂的设置，线上线下合作这种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方式，我觉得这是课堂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于实践来讲，因为我们是实践学科，所以我们实践类的课程还是有比例要求的，所以我们非常重视，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引导大家在课上课后来参与实践。当然这个学科不一样，我们跟中文不太一样，跟历史也不一样，跟哲学更不一样。我们要求更多的实践学分，我倒是认为并不一定每一个学科都如此，学科的特色不同。
采访者：您在云南大学做过学生，然后包括也做过老师，然后可以说是见证了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发展和变迁，那么在最后能不能请您对中文系的学子，给他们一些建议？
单晓红：好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是云南大学最早的学科和教学单位，我觉得非常有幸在这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的系部里面成长，中文系也是培养我成长的一个平台，与我后面的发展其实是分不开的。对现在的学子来讲，我觉得你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你们非常幸福地沐浴在这样的一个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的一个系，这样的一个学院和学科，那么你们将会得到更珍贵的这种文化传承，这也是我反复认为的，它是给你们带来终身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现在的好时光，能够在更多的学习和积累当中为未来夯实基础，也预祝我们每一个文学院的学生，学习顺利，未来的生活一帆风顺。
